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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回首百年辛亥,展望第三共和

作者:齐义虎

   题记:回顾过去是因为思考现在,梳理历史是为了指明未来。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不论是台湾的国民党还是大陆的共产党,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以此来向世人昭示,自己一方才是这一革命传统的真正继承人。国共两党之所以要争夺革命的正统继承权,关键还是要论证自我建国的合法性。可以说,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权之合法性的起点都来自于一个世纪前的这场革命。革命既是新生的开始,也是历史的断裂。这就好比一座房子,虽然饱受风雨的摧残,哪怕再破,毕竟它还伫立在那里,留有历史的印迹,可一旦我们要拆除另建,那么这印迹便会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可谓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政治分界线。

  一

  作为历史的转折点,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那一声炮响不仅撼动了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部族政权,更撼动了中华帝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政体。用孙中山先生自己的话说,前者光复了华夏,可谓民族革命;后者开启了共和,则属于政治革命。从民族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尤其是此后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为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开启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因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自从清政府倒台后直到新中国建立,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和混乱之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更没能建立起一套稳定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诚如康有为在1902年就曾预见到的,革命“始为变法自强而来,终为内乱自亡而去;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1]。民国的分裂和虚弱无疑激起了环伺强邻的觊觎野心,俄国和英国对外蒙和西藏的割裂,日本对南满、东蒙以及山东的渗透,二十一条的提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直至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的爆发,一步一步将中国拖入生死存亡的国家危机,让康有为当初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从历史的后果来看,辛亥革命破的足够彻底,立的却不够稳固。换言之,辛亥革命只是结束了历史,却没能开创未来;革命才刚刚开始,还远远没有完成。让国人引以自豪的所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只不过尚是个名不副实的空中楼阁。正因此孙中山先生在临终之际才会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此后之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在社会进化论的框架下发明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升级的“革命接力棒”理论,并自称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2]。以近代历史的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却同属于以革命为时代特征的现代中国,二者无非是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兄弟关系。

  穿越历史回到1911年的中国,当时足以影响革命结果的主要有三派势力:一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二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立宪派,三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其中北洋实力派想要的是权力,而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主张的却是共和。最后在三方的合作妥协下,政权的更迭以国体之改易的方式得以实现,其结果不仅推翻了异族的满清政权,更连带结束了本族的政治文明。北洋实力派拿到了政权,革命党制定了“约法”,立宪派进入了国会。看上去三方各取所需、各如所愿,然而一个由旧势力主导的共和国一开始便埋下了貌合神离的政治危机。不过比政治危机更危险的乃是文化危机。古人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作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华夏,自古便是以文教立国,一旦尽弃传统,虽国家得以保存,亦不过以夷变夏之一新夷狄而已。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正是朝这个方向沉沦的。自从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之后,中国之政治及思想的历史进程便彻底转换到了西化的轨道上并一路高歌猛进、义无反顾;反过来,对于自家的政教传统则视之如糟粕、弃之如敝屣。这也为后来之新文化运动走向更为彻底的反传统激进主义扫清了障碍、种下了前因。

  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场在排满问题上持有坚定之民族主义立场的革命,为何在政体问题上却又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家传统而不折不扣地倾心于西化立场呢?为何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一方面带着文武百官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继承几千年以来汉唐宋明的政治制度呢?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仅要保卫自己的国家,更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但辛亥革命之后的形势却是,汉人以革命的方式夺回了政权,也以革命的名义剪除了传统,传统政教成了大清王朝的殉葬品。1918年梁济先生的自杀便是对此文化危机的绝望表达。总之,这场革命既有排满兴汉之民族的一面,也有民主共和之西化的一面,两件本来矛盾的事情却被融合在一场革命之中,这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

  欲解释上述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现象,就不得不比照中西古今的两种国家观[4]。如上所述,作为礼乐文明载体的华夏中国实行政教合一,更重视国家的文教内涵,所谓的夷夏之辨虽然有民族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文化标准。故《春秋》对于夷狄之进于中国则褒之,对于中国之退于夷狄则贬之。这里所进退褒贬的中国主要是指一套礼乐文明,所以我们姑且称这种国家观为文化国家观(实乃“文化天下观”)。与此不同,由于政教分离的原因,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更为重视国家的外观特征,其典型代表便是国家要素说。人口、领土、主权,有时再加上政府,这便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而其中的主权更是其核心要素。这种民族国家观文化上略显粗鄙质野、内涵空洞,但其外延清晰、组织发达,十分适合优胜劣汰之国际竞争,在心理上很容易引起面临着救亡图存任务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认同。可以说,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观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观的转变是中国近代之政治革命得以发生的知识背景,而从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的蜕变则是辛亥革命中政治——文化走向断裂的根本原因所在。换言之,近代中国政治革命的歧出不在于引入了民主共和等西方要素,而在于彻底颠覆了政教一体之传统格局。

  当然,这种国家观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从倭仁的文化保守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传统的文化国家观已经开始慢慢松动。这其中1898年康有为曾提出过“保国、保种、保教”的三保说,可以说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最清楚。国——种——教于华夏中国而言本乃一体之三面,惜乎康氏诱于西人之说,在策略选择上有意模仿基督教之政教分离模式,自乱家法、徒起纷争。至1902年,其昔日之得意门生梁启超便首先提出异议,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将三保化约为一保——保国。此后之革命党趁机跟进,为鼓动排满思潮,大肆宣扬西人之民族国家观,保教之声渐趋湮没。至辛亥革命兴起,唯一心一意以欧美为楷模,建设一个现代的新国家,传统之文化天下理想早已无人问津。但未来不是纯粹的理念世界,而是历史的生长和延续。政治制度可以学习模仿,政治文化却无法复制移植。文化是历史之积累,更是政治之根基。中国自民国以来的种种政治乱象及其名实不副的失序状态,无一不是外来之移植制度与本土之传统文化之间脱节排斥的反应。欲克服此政教不调的毛病,只有重建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统一性,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题。

  近代中国虽然涌现了许多主张不同的政治派别,经历了许多性质各异的历史事件,但其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却是同一个。早在1986年李泽厚先生就曾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来概括这一主题,但这一说法明显过于西化,囿于中国刚刚过去的文革经历而对西方近代启蒙的普世主义缺乏必要的反思。没经过现代化之痛,就不知道现代性之殇。只有在经历了前3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后30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今天的我们才具备了超越左与右的历史眼界,而这一评判的标准便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庸之道。按照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从中国自身的政教传统来看,近代中国的危机既不同于以往的王朝治乱循环,也不是费正清所说的单纯的内外“刺激——反应”,而是正气虚损、外邪入侵、内伤外感、阴阳失衡所致,施治之道在于要同时扶正气、驱外邪。如此一来我们的历史任务便很明确,那就是“尊王攘夷”——以“尊王”内扶正气,以“攘夷”外驱邪毒。所谓“尊王”是要把皇皇中华从满清的奴化扭曲和西洋的异化压抑下解救出来,重建王道政教、复兴礼乐文化,树立起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主体性;所谓“攘夷”则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表现为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对外则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二者同为“不与夷狄主中国”,排除异族对我们的侵犯和压迫。内夷不攘则王道不尊,王道不尊则外夷不靖。尊王须以攘夷为手段,攘夷要以尊王为宗旨;尊王是最终的文教理想,攘夷则是切近的政治使命。总之,尊王与攘夷乃一事之两面,前者从立处着眼,后者则从破处下手,立在破中,破在立中。尊王与攘夷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中国近代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学习西方更要超越西方,既要进行现代化更要扬弃现代性。这也就是中国的近代转型比之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困难许多的重要原因。

  自辛亥革命以来虽然历经两代共和国一百年的努力,面对着“尊王攘夷”的历史大业我们仍旧走着路上,尚未抵达终点。今日之中国只能算是完成了“攘夷”[5],“尊王”之路尚任重道远。即便是“攘夷”,我们也只是取得了“兵战”之胜,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商战”之危险仍随时存在[6],尤其是在此欧美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胜败尚无定论,更不可掉以轻心。但我们须知,攘夷不过应变之权,尊王才是守常之经。经若不尊,权亦不正。可1900年的庚子之变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尊王攘夷”的政治——文化双重使命被“救亡图存”的单一主题所取代,中国人在历史的创痛和迷茫中慌不择路地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歧途[7]。随着留学生的大批外派,各种西方思潮开始不断被引入中国,而1905年朝廷取缔科举、设新学堂、预备立宪等措施更让西学乘虚而入、占据庙堂,此后之革命思潮的流行皆拜其所赐。

  既然中国自认落后,真理已在西方,那么西学才是真正的王道。于是“尊王攘夷”也就被“尊夷攘夷”所替代,其表现之一便是上文所提到之国家观的转变。当时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虽然在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但这不过是手段之异,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实际上是相同的,其实质都是要以夷变夏。不过与康有为这位以公羊学吸收西学的保守派相比,向西方学习最彻底的两个学生还要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开创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两大意识形态,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基本上都是一种脱离中国政教传统的外来引入的地道的西方学说[8]。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师法欧美,后者则是模拟苏俄。从短期看这是他们的长处——以夷攘夷,但从长期看又是他们的短处——以夷变夏。因为不管他们选择的是西方的左派还是右派,都脱离了传统中国的中道。

  作为两党的历史哲学,国民党的民生史观和共产党的阶级史观虽然具体内容不太一样,但其理论基础却都是近代以来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历史形态说。以这样一套线形时间观的西方理论框架去定位中国的历史进程,虽然足以自成一家之言却难免削足适履之病。经过一百年的冷却与沉淀,在经历了现代化大风大浪的冲刷之后,今天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反思,不再简单地拥抱西方的现代思潮,也不再盲目地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出了各种历史理论的进化迷雾,开始学着以中国自己的视角,从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去重新理解近代史,重新树立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对于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历史走向,要想理清这其中的曲曲折折和是非得失,还需要我们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中来加以把握。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尊王攘夷”的近代主题,以经观史,以史证经。

  二

  中国近代史公认的开端无疑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但其实早在此前中国社会就已经危机四伏。大清帝国到道光时期已经持续了快二百年的统治,就像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样,在垂垂暮年之际已经开始暴露出各种衰朽的历史积弊。魏源曾有“六荒”之说:“荒者乱之萌也……堂陛玩愒,其一荒;政令丛琐,其二荒;物力耗匮,其三荒;人才嵬苶,其四荒;谣俗浇酗,其五荒;边场驰警,其六荒;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9]以之来概括晚清的危机再恰当不过了。看得出,这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之王朝的末世晚景了,从外表看大厦依旧崔嵬,但内部的梁木柱础早已倾斜朽蚀,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可几乎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最西端的一个小岛上,一个精力充沛的新帝国正在雄姿英发地走向世界。当一个疾病缠身却又妄自尊大的老者在拳击台上碰到一个身强力壮且年轻气盛的青年时,其结果似乎早已注定。内伤于七情再加上外感乎六淫,老大帝国身上的种种疾病于是乎总体爆发出来,不曾想这一病就是上百年。

  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逐渐完成,英国成了“世界工厂”,所以急于向世界各地倾销自己的产品。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保护下,尚且顽固地抵制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既然不能用商品敲开中国的大门,那么只好用大炮轰开其城墙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将其称作贸易战争[10]。正义虽然站在中国一边,可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永远是“强权战胜公理”。尽管英国是蛮横的,但战争的胜利依然帮助他们取得了馋涎已久的在华商业权利。五个通商口岸就像堤坝上决开的五个大豁口,任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及其规则冲进古老的中华帝国。

  在中西交锋的初次对决中中国便败下阵来,可割地、赔款、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开放通商口岸这些在今人看来带有屈辱性的条款似乎都没有触动当时的清王朝。对于道光皇帝和他的朝廷来说,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不过是1835年“浩罕协议”的翻版,“拿地方性的商业让步换来一个稳定的边境”,这不过是天朝驯服蛮族时惯用的怀柔策略罢了[11]。但来自海洋的大英帝国可不是中亚的浩罕番邦,它的胃口可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除了像魏源这样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外,颟顸的满清朝廷依旧麻木无知,关起门来做着自己天朝上国的迷梦。

  就在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王朝又回到原来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却悄悄地来了,就像潮汐一样冲刷和侵蚀着中华帝国的庞大身躯,沿着开放的口岸渗透进古老社会的肌体内部。古语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仅仅十年之后,一场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就让满清政府尝到了这种商业入侵的苦果。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激起的第一浪波澜[12],而起义者所借用的基督教形式也首次显现了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渗透程度。这场持续了14年的大起义极大地消耗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更造成地方汉族督抚群体的崛起,改变了清朝自开国以来以满制汉的权力格局,为晚清最后的分崩离析埋下了种子。

  内乱未靖、外战又起,恰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打着修约的借口,趁着内乱的时机,英国拉着法国又来敲诈这颟顸无能、愚昧自大的满清政府了。可以想见,面临着内忧外患压力的清政府又是一败涂地,而且英法联军还第一次攻入了帝国的首都,做到了太平天国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并抢掠焚烧了皇帝的行宫——圆明园,气得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这次莫大的战败屈辱终于让清政府受到了痛苦的震动,于是回到北京的朝廷在开明贵族和汉族官僚的支持下开始了局部的变革,这便是满清政府的第一次自改革努力,史称洋务运动。

  中国最直接地败在军事上,所以洋务运动也就很自然地从军事自强开始了。当时的洋务派认为,中国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武器不如人,即我们的冷兵器敌不过西洋的热兵器。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3]李鸿章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洋务派的反思观点,他们只是把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对于帝国自身的内部危机则缺乏深刻的见识。辨证的误差自然导致施治的偏颇,于是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期间,改革一直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器物表层。其主要措施便是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工业,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军事技术等。至于政治体制的弊端,只知从人事上加以弥缝,而不敢有制度变革的构想。可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危机早已不是传统边疆型的局部威胁,而是民族国家对王朝国家的总体战争。若不能在组织和动员上更张旧制,消除满清王朝部族政权的狭隘性,建立起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的国家机制,哪怕武器再好,中国也永远不是人家的对手。

  以前曾有人将“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其实并不准确。在满汉双轨体制下,应该称之为“满体西用”才对。对于一个外来的异族统治集团来说,不论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西洋的军事技艺,都不过是维护其政权、实现其统治的手段,保住其部族政权才是真正的“体”之所在。可以说晚清的各项改革皆是以千方百计维持此“满体”为出发点的,至于“中用”还是“西用”,不过是因应时势的统治术变迁,哪个好用便用哪个,取之不疑,去之不惜。这一点从后来戊戌变法时期“保大清”与“保中国”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

  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中外基本上相安无事,使中国赢得了一个长久的和平发展环境。1876—1878年间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1885年冯子材在中法战争中取得镇南关大捷,1888年由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在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当时其实力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面对着洋务运动所取得的这些军事成就,大清王朝的统治者又有点飘飘然了,一味地沉浸在“同光中兴”的自我陶醉里。正当举国上下忙着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做准备的时候,中日甲午之战的惨败却再次惊醒了梦中人。以往败给船坚炮利的西洋人也就罢了,这次竟然是败给了自己往日的学生——蕞尔小国日本,这让在亚洲当惯了宗主国的中华帝国颜面扫地、情何以堪?割让台湾与辽东,赔款2万万两白银,答应苛刻的通商条件,这些都让三十几年之洋务运动的努力灰飞烟灭,同时也惨痛地证明了单纯器物层面的变革已不足以救亡图存。

  首先受到甲午战败震动的便是年轻人。正在北京参加科考的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远在檀香山的孙中山则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激进主张,标志着革命派的诞生。此后的中国便是在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之间竞争赛跑了。其实两派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并无太大分歧,他们都认为,中国积弱之蔽在于政体不良、组织不善,只有实现变法改革才能振奋士气、凝聚民心、提高效率、自强图存。所不同的是,改良派认为这一政治维新可以在满清的旧政权下得以实现,这样便可避免改朝换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内外风险。而革命派则认为,满清政府不惟不是政治改革的承担者,更是其绊脚石。作为一个异族的统治者,其部族政权的自私性和狭隘性决定了大清王朝不会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关键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出卖中国的方式来换取其政权的保存。此后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和清末立宪的闹剧似乎一次次地印证了革命派的先见之明[14]。但“满洲一倒、万事自好”的盲目乐观也暴露出部分革命派的天真和幼稚。

  甲午之战的惨败戳穿了大清帝国的虚弱,于是激发起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进占旅顺港,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行拓展九龙新界并强租威海卫,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开始了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百日维新,这算得上是清廷的第二次自改革努力,史称戊戌变法。但康梁等维新派由于缺乏传统官场的政治经验,变法策略选择失当,加之其变法举措过于急切,得罪了广大的旧官僚阶层,于是仅仅持续了103天的改革火焰就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扑灭了。政治改革夭折后,杀头的杀头,外逃的外逃,只余下孤零零的光绪皇帝一个人幽禁瀛台。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朝错过了一次及时自改革的机会,其后果更使同情改革的朝中大臣被边缘化,同时极端保守派开始在政治上得势,并直接导致了两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

  面对着步步紧逼的列强瓜分狂潮,清政府既然不愿意实行变法,那么只能采取其他的抵抗方式了,于是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便成了他们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由于慈禧对于外国之同情变法、援救新党、干涉废立、逼其还权的怨恨,她这次准备孤注一掷、不惜一战。在讨论是和是战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面对袁昶拳术不可信的发言反驳道:“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15]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混杂着巫术和迷信的传统动员方式并不足以对抗西方现代化的军事进攻。如果说甲午战争还只是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虚弱,那么八国联军的铁蹄则是毫不留情地践踏了大清朝的最后一点颜面。帝都的第二次陷落使得这个异族政权在国人心目中威信扫地、名存实亡,战时由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组织的东南互保运动更是凸显了清廷中央权威的弱化。民心和官心的同时丧失,这对于一个正在垂死挣扎的政权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经历了这次比甲午战败更为惨痛的奇耻大辱,清廷算是彻底被洋人打服了、吓怕了,于是由自大走向自卑,由排外走向媚外。一方面对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方面对内企图以改革的名义来安抚人心、保住政权。1901年当慈禧太后还在西安的时候就发布了变法的诏书,指出以前的器物仿造只是学了“西艺之皮毛”,如今所要学的则是“西政之本源”,如此才可实现中国之富强。而原来主战的极端保守派由于要为这次失败负责,在列强的要求下或杀头或充军,他们的离开为接下来的政治改革清除了朝中的阻碍势力。为了回报洋人对自己的宽恕,如今的老佛爷真可谓戴罪立功、洗心革面,一下子从戊戌变法的政治绞杀者变成了康梁乱党的遗嘱执行人,如改官制、修法律、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等,其中有些方面的改革力度比之戊戌时还要激进。但一切都晚了,时移势易、水涨船高,如今这种单纯的上层改革已不足以挽回下层人心。此时的大清朝面临的已不再是政治改革的内部问题,而是统治合法性的外部危机,这就需要改革进一步触及官——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其实不管是甲午之败还是庚子之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都属于传统国家对现代国家的失败。传统国家[16]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其社会动员能力很低,缺乏基本的组织能力,所以即便中国有4万万人,但却依旧是一盘散沙,敌不过几万甚至几千人的职业军队。反之,现代国家乃是一民族国家,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财力汲取能力,这才是其“国虽小而兵却强”的根源所在。直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才让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

  俄国本是欧洲的老大帝国,而日本不过是个刚刚崛起的亚洲新兴小国,虽然才在甲午之战中打败老大中国,但中国之弱由来已久,取胜本无所稀奇。可战胜俄国就不一样了,这是东方国家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也是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意义非同一般。当时国人在分析两国胜败原因的时候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那就是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因为专制导致君民分隔、上下异志,而立宪却可以沟通君民、凝聚人心。正如当时的报纸所写的:“日俄之战并非日本与俄国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战争。”[17]所以立宪一下子成为国人竞相追逐的政治改革目标。为此清廷在1905年专门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考察的结果使满清亲贵们相信,“立宪可以在不影响皇帝权力基础和对全国政治的控制能力的条件下,达到动员民众致力于富强目标的目的”。[18]由此开启了朝廷上层权贵主导的清末立宪改革运动。

  但这样的立宪在日本是可行的,在中国却已经错过时机、不可再欲。日本的维新改革恰是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天皇是立宪的核心因素,而国民则围绕在天皇四周被以民族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方式动员组织起来。反观此时的大清朝,经历了甲午之败和庚子之败的接连打击,其中央权威早已不稳固,国民对于满清政权的服从也已开始动摇,而满汉矛盾的加剧更让民族问题越发凸现出来。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清廷这一部族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越来越遭到质疑。“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赤裸裸的屈膝媚外政策让广大国人渐渐看清了这个外来异族政权的卖国本质。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继承了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其排满思想在留日学生中广泛传播。而短短6年里《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总计高达6亿8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更加剧了政府对于底层社会的盘剥,进而激化了社会的阶级矛盾。总之,中央权威不稳,满汉对立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清廷的立宪是采取民族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手段,都无异于引火烧身。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离世使得清政府的中央权威再次流失,年仅3岁的小皇帝和年轻的摄政王都缺乏驾驭时局的威望和能力。其实早在3年前的废科举就已经让清廷丧失了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失去了广大士子读书人的制度性拥护。虽然立宪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但其接下来的进程却脱离了当权者的预期和控制,由此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能量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横冲直撞、一泻千里。其实从一开始朝野各派对于立宪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期待。在朝的满族权贵派希望借立宪加强中央集权、重振皇帝权威,同时消除革命派对于满族政权的威胁;在朝的汉族官僚派则希望立宪后满族皇帝成为虚君,藉此便可消除满汉之间的矛盾;而在野的士绅派却希望通过立宪使地方从中央分权、汉人从满人分权,进而集合更多的力量共谋国事。一方要集权,另两方要分权,这样的立宪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同床异梦、南辕北辙的悲剧。

  1911年暨宣统三年,立宪终于从预备的幔帐里羞羞答答地走了出来,但正当举国上下带着期盼的眼光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刹那,看到的却是一个又老又丑的皇族内阁,于是原先的期待顷刻间便化作了对满族清廷的极度失望。至此国人大多开始相信“清廷之不足与有为”[19],连地方的立宪派都开始倾向革命,革命派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这一点从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就可看出。如果说皇族内阁让汉族官僚士绅大失所望的话,那么财政破产的清廷为了支付赔款而对内盘剥压榨、巧取豪夺,对外大量举债、鬻卖国权的行径更是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原来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辆白银,但到宣统三年竟然猛增到3亿两,财政收入不正常增长的背后潜伏的恰是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激化[20]。果然,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方兴起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四方响应。待到10月10号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大清王朝的覆灭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关于辛亥革命之前的历史演变,可参见下列之表一与图一:

 

 

   注释:

   [1]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2]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839805.html

  [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87页。

  [4]严格地说,近代西方可用“国家观”称之,古代中国应以“天下观”称之,但为了对比之方便,姑且统称为“国家观”。

  [5]第一共和实现对内之排满,第二共和完成对外之反帝。

  [6]最早提出“兵战”与“商战”之分的是近代的郑观应,参见其《盛世危言》一书。

  [7]从早期尚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此时已上升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向西方寻找真理”,国人对西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这已不是少数人的见解,而成为上自朝廷下至士绅的共识,甚至全社会的风气,于此亦可见其信心丧失之加深程度。

  [8]孙中山后来试图将其三民主义与中国尧舜以来的道统相接续,但那应该属于事后的弥缝,在其产生之初则主要是借鉴西方历史的结果。如其在《民报》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自述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9](清)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默觚下·治篇十一》,岳麓书社2004年,第64页。

  [10]其实不管是叫鸦片战争还是叫贸易战争,作为殖民老手的英国都无法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辩护。清政府为了保证自己国内的经济稳定,拒绝外来商品的大肆倾销,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理所应当的主权职责,就像现在的西方政府为了本国公民的权益而严格限制外来移民一样。当然,清政府当时那样做或许是无意识的。但不管怎么说,贸易自由都不应该成为对别国发动战争的理由。这就好比恋爱自由,别人不想和你谈,难道你就可以使用暴力威胁人家吗?你有爱的自由,别人也有不爱的自由,二者加在一起才能叫整全的恋爱自由,否则便成了单方面的强盗自由。贸易自由亦应作如是观。再者说,那时候并没有WTO,更没有关于自由贸易的国际公约,即便有中国也不是缔约方,那么英国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呢?

  [11](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11~113页。

  [12]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之间的关系,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5~87页。

  [13]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4]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多年,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是满洲人拖累着中国人打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的了。……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参见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78.html

  [15]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16]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传统国家并不是中华的正统,而是满清这一部族政权的变统;是最近200多年的新传统,而不是3000多年的老传统。归根结底,异族统治中国所造成的满汉、君民之间的分隔才是造成近代中国上下离心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满清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和公式化更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停滞与僵化,使之丧失了应对近代国家危急的原有活力。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以晚清社会等同于中国古代社会、以晚清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把满清二百多年统治中国的种种异族特征当成了中国几千年固有的华夏传统,把满清统治中国所造成的近代灾难和国民性变迁看作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必然,从这种狭隘的视角出发进而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可以说很不公平。

  [17]转引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58页。

  [18]同上,第172页。

  [1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26页。

  [20]参见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605046.html

  [21]第一次鸦片战争催生了底层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促发了上层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引起了在内的公车上书和在外的兴中会成立,之后的列强瓜分狂潮则点燃了戊戌变法的激情并激起了底层社会的民变,八国联军侵华与日俄战争则掀起了排满革命的高潮、敲响了清末立宪的丧钟。

  [22]第一次鸦片战争将资本主义引入中国,而外来因素的进入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生态结构,激化了原有的处于潜伏状态的社会矛盾,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之路,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起自底层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太平军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内外双重困境下,清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启了以自强图存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始只是觉得我们器物不如人,所以洋务运动也是以器物尤其是军事建设为主要内容,未涉及政治、教育和文化等体制。但甲午一战戳破了这种肤浅的认识,朝廷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我们落败的原因不在外部之器物,而在内部之政制,于是政治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但政治改革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遭到旧有当权派的激烈反对,戊戌变法失败。中间经过八国联军入侵的曲折,清廷上层认识到非改革不可了,于是继40年前的洋务运动之后又启动了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4年之前,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对戊戌变法的继承;第二阶段是日俄战争之后,逐渐明确了立宪的最终改革目标。与此同时,除了在朝之当权派的改革路径之外,在野之留学生等新型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民族思想的启发,认识到清廷这一异族政权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欲要进行政治改革,必先进行民族革命,即以国体之革命来实现政体之革命,以武装斗争来推动政治改革。反对变法的满清权贵曾经指责康梁的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面对着庚子之变后清廷对列强的屈服,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赤裸裸的异族统治者的丑态暴露无遗,革命党人同样可以反指他们是“保大清不保中国”,于是革命便有了更强大的正当性。在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条道路赛跑的过程中,清廷对立宪改革的百般拖延和虚与委蛇当为革命提供了现实理由,而之前的废除科举则使清廷失去了传统读书人的制度性支持,反而在立宪运动中成为地方分权派的主要势力。最后千唤万唤始出来的竟然是一个皇族内阁,更是让全国人民彻底失望,于是更多的人转变立场,倾向于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也成为革命成功的内外因。
   

    下文链接:齐义虎:回首百年辛亥,展望第三共和()、(

来源:作者赐稿    2012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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